根据临时宪法附录3中的宪法原则，他们主张总统的行政行为可能会侵犯各省政府保有的权力。
强化包括检察建议在内的检察权运行的科学性，需要坚持四化思维，即类型化、案件化、司法化以及公开化。自1954年后，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提起公诉，对诉讼活动监督与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监督等工作正式起步。
检察权的司法化强调的是权力运行中的主体参与性，削弱决策作出中的单方、书面、行政化色彩。在这一领域，应当重视实现两个维度的五大关系论，即检察权与侦查权、调查权、审判权的权力配置新关系，以及检察权与公共利益、公民权利的司法保护新关系，从而充分发挥检察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作用。有鉴于精准量刑建议是决定认罪认罚从宽案件办理成功的最后一公里，应当从激励辩方自愿认罪认罚、引导控辩双方平等协商、保证控方依法提出精准量刑建议、巩固法院审查判断地位等角度，建立健全精准量刑建议制度以及相应的辅助规则，既能够解决检察机关与法院之间就量刑建议法律效力的分歧争议，又能够解决被追诉人因任意反悔而引发的程序回转或者上诉二审等实务难题。在角色定位上，检察机关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一般监督机关调整为专门监督机关。在我们看来，检察机关逐渐成为社会公益的代表者这种演进动态，正是国家与政府职能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必然结果。
自此，检察权能实现了由刑事检察一家独大到四大检察多元发展的转型。可见，实质处断权则是回应检察机关审前司法资源调控者角色定位的必然产物。稽之于传，则高祖之亲亦有小功之差。
而哪怕在为人后的情况下，父也始终是服期的至亲，这是因其作为一本之至尊的缘故。［31］曹元弼：《礼经校释》卷十五，第418页。（三）尊尊统亲亲紧随上杀之后的是下杀，在下杀中以本服而推的问题更加突出。按照张寿安的理解，清儒对服制的考证和省察逐渐侧重于对内心情理的体会，因此重在辨析亲亲、尊尊如何能够成为丧服的基础，并如何体现在服制之中。
对于为人后者而言，本生小宗是义之前定者，正如女子子适人不变父母之义。既加则为正矣，故加服亦谓之正服，而其所未加者则称本服。
而当他能体会到，父母不敢加尊是对自己的成全后，他对父母这种超出旁尊的尊敬也就合情合理。［53］正尊服卑属降等，而旁尊服卑属以同服，其原因在于不足以加尊的心态。《丧服小记》郑注：己上亲父，下亲子，三也。本生父尽管服期，但本应服斩，所以传文才称不贰斩。
传曰：何以三年也？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记补其未言之服，曰‘于兄弟降一等报。为父后者之长子，则可称之为祖之正体，乃至等而上之，为先祖嫡嫡相传之正体。［41］《仪礼注疏》卷三十，第910页。
［77］张锡恭：《茹荼轩文集·释服二十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6册，第63页。在传文作者看来，在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中，蕴含了所后者之尊与本生父之尊的关系，而背后则是大宗与小宗的关系，更进一步涉及宗法之尊与爵尊之尊统的问题。
只要自亲祖而亲曾高，自尊祖而尊曾高，则在推出去的时候为曾祖、高祖已是齐衰三月，为其已同服尊尊之服。至清儒郑珍，则提出由至亲以期断及其降杀形成亲亲之本服，最为清晰地呈现了这一体系：服制之本，《三年问》曰：至亲以期断。
由是亲以及亲，情有厚薄，则哀有深浅，而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缌麻三月之差生焉。［83］《丧服小记》：缌、小功，虞、卒哭则免。一本如何能成为一统，将是理解尊尊之基础的关键。此所谓降而不绝者，以仁存也。（二）尊而成统为人后只能出后大宗，丧服传解释：大宗者，尊之统也。［17］《仪礼注疏》卷三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11页。
正因传称曾祖服原有小功之意，只因不敢而制齐衰三月，所以小功似乎应是曾祖本服。降其本服者，严父之谊。
圣人以此为未足以尽亲亲之道也，则于其至亲之尊者、重者而加隆焉。尊尊是伦理体系的真正根基，是使中国的人伦关系呈现为立体的等级结构的关键。
［2］不过，在探求丧服之人性基础的过程中，如果说亲亲容易被曲解为单纯的自然情感，尊尊更难以被纳入情感的理路。［74］其尊同，是因为同为正统在上。
［39］但所谓尊之统，非仅指大宗统领族人，而是在至尊的基础上尊其所尊，而有尊尊之统系。为祖以上制以齐衰之服，正如以斩衰服父，是恩义兼顾的结果。《大传》有言：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轻。《大传》曰：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
［26］父非国君，父卒则无所厌屈，为母之服仍不得伸斩者，为母之义本当为齐衰三年。但母本无子之天之义，这又使得不贰斩与屈不同。
［42］以至尊尊父的最重要体现，就是推尊父之至尊，从而径直以祖为己之至尊。这一尊统的本源，则与有爵者之尊有关，在于爵之尊者其所尊者亦远。
《丧服》嫡孙郑注：嫡子死则立嫡孙，是嫡孙将上为祖后者也。母与父同样可以称为众子之正尊，但只有父为至尊，母只能屈居私尊，其尊尊之义不以父之存没而异。
因此，如果孝子能够追本反始，尊父之所尊，孝父之所孝，为统绪所及服以至尊之服，活在一本与一统的生命体验中，所谓终其身也，才足以论尊统，尊统也才足以为此人所崇。亲亲、尊尊间构成复杂的关联，使之成为丧服学的紧要问题。可以说，亲亲之杀首为上杀，有上杀才有下杀。［49］宗法以宗庙祭祀统领族人，以庶子不祭明宗子之尊，但宗子未必皆能祭及其祖，则继祖比祭祖更为根本。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37］长子既没，嫡孙将传重，则祖为嫡孙不以重服。
曹元弼坚持将丧服传中的祖理解为始祖，不仅是为了疏通传意，也是因为亲属意义上的祖为父之父，而宗法意义上的祖则不限于此，可上推至始祖。如张锡恭所言，亲亲之属虽竭而尊尊之统无穷，祖不以疏远而轻之，反而因其为一统之本亲而重之。
在义疏家看来，上杀的过程不能仅仅理解为以本服而推。孔疏注意到以五为九而非以五为七的问题：父、祖及于己，是同体之亲，故依次减杀，曾祖、高祖非己同体，其恩已疏，故略从齐衰三月。